言和等于投降,“吾輩皆可降曹,獨將軍不可也”,以當時英國的地位,不拒絕才怪呢!英國人自從發跡以來,在全世界打了幾百年的戰爭,深諳國際政治之道,新上任的首相丘吉爾,更是英國最頂級的戰略家,怎會幼稚地去接受希特勒的和平呼吁呢?

英國人為何會拒絕希特勒拋出的橄欖枝?

要說丘吉爾也不容易,你想啊,英國剛剛經歷“敦刻爾克大撤退”,英國遠征軍裝備幾乎損失殆盡,當時全英格蘭也就只能保持一個師的完整武裝。

而德國那邊呢,橫掃了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將西歐最重要的工業區悉數攥在了手里。懂軍事的朋友應該知道,這些連成片的工業區在戰爭時期意味著什么,其背后巨大的生產潛能一旦被德國整合加以利用,英國以一己之力根本無法與之抵抗。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希特勒在1940年7月19日發出了一個公開呼吁,向英國人遞出了橄欖枝:

“現在,我覺得在良心上有責任再一次向英國和其他國家呼吁,大家應該拿出理性和常識來。我認為我是有資格作這種呼吁的,因為我不是祈求恩惠的被征服者,而是以理智的名義說話的勝利者。我看不出我們有繼續打下去的任何理由。”

希特勒發出呼吁之后,英國國內的一些政客們,紛紛向丘吉爾提出與德國議和的建議。他們認定,如果英國繼續抗德,必定會重蹈法國亡國的覆轍。所以,不如趁希特勒還表現得寬容大度時,順梯下樓,接受希特勒的呼吁。如果真等到本土淪陷再謀和局,則結果必不如當下之有利。

丘吉爾對這些人嗤之以鼻,認為他們是被希特勒的赫赫戰功嚇破了膽,已經失去了對國際政治做出理智判斷的能力。

英國自工業革命以來,打了幾百年的戰爭,戰爭不僅為他們鍛造出了一支世界上最先進的皇家海軍,還讓他們鍛煉出了一套成熟的國際政治理念。

在英國人的國際政治觀中,大國外交從來都不是紳士請客吃飯,更不是經生腐儒的道德課堂,至少大英帝國從來不搞這種外交。大英帝國秉承的外交真理是:“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所以說,在丘吉爾看來,希特勒的這種和平呼吁是最不值錢的!

即便希特勒的和平呼吁是出自真心,是他發自肺腑地敬仰大英帝國,愛慕隔海相望的這個盎格魯—撒克遜“遠親”,但這也只能代表他的個人意圖。希特勒能擔保他的繼承者們,個個都跟他一樣仰慕大英嗎?

之所以政治家的個人意圖在國際政治中最不值錢,是因為一個國家的外交決策,最終還是要考慮國家的利益,當政治家的個人意圖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時,一定會以國家利益為主。所以在國際政治中,一個國家要想保有尊嚴,拳頭硬才是終極真理。

因此,希特勒說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在做什么,以及將來要做什么。當時,納粹德國在歐洲西海岸拉扯英國這個表親的同時,在東方,他們卻還沒忘了解放他那個莫名其妙的印度“堂弟”(按照納粹宣傳機構的說法,日耳曼人和印度人祖出同源,是上古時代人與神在世界屋脊上結合的產物——雅利安人)。

對于希特勒與印度人“稱兄道弟”的說法,大英帝國絲毫不感興趣,也不準備設置基金去研究。但丘吉爾深知,如果英國人失去了印度這顆“皇冠上的明珠”,那大英帝國勢必就要把“大”字給去掉了,徹底淪為一個仰人鼻息的二流國家。

很顯然,不管德國人在主觀上是否真心要跟英國和平相處,在客觀條件上,無論從現實利益關系,還是權力的排他性來看,希特勒呼吁的和平都是一個虛幻的泡沫。現在抗德,英國仍有諸多借力(蘇德聯盟并不牢靠,大洋彼岸還有一個隔岸觀火的美國)。真等到德意志第三帝國宰制全球時,英國再抗德,恐怕就只能是死無葬身之地了。

正是出于這樣的考量,丘吉爾力排眾議,堅決反對議和。1941年6月22日,丘吉爾在下議院發表了一場著名的廣播演講,他呼吁全體英國人,抗戰到底,苦撐待變:

“我們將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讓步,全國人民已立誓要負起這一任務:在歐洲掃清納粹的毒害,把世界從新的黑暗時代中拯救出來。……我們想奪取的是希特 勒和希特勒主義的生命和靈魂。僅此而已,別無其他,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那么問題來了,以當時英國和德國的實力對比,丘吉爾呼吁英國人跟法西斯血戰到底,他是憑著一腔熱血,拉著全英國民眾為自由獻身,還是真有信心能夠戰勝德國?如果是后者,他是哪里來的底氣呢?

事實上,丘吉爾絕不是逞匹夫之勇,他這么做是出于絕對理性的考量。為什么這么說呢?

丘吉爾力排眾議,讓英國孤軍奮戰,到底是怎么想的?

丘吉爾深知,希特勒之所以向英國拋出和平的橄欖枝,絕不是因為他念及昂撒人有日耳曼血統,而是因為德國忌憚英國的皇家海軍。由于德國的海軍遠遠不是英國皇家海軍的對手,所以德國的鐵甲洪流在歐洲大陸上難逢敵手,但他們卻對孤懸海外的大不列顛島毫無辦法。

因此,希特勒出于理性的考量,覺得大英帝國和德國,一個是海上霸主,一個是陸地霸主,誰也征服不了誰,索性不如聯合起來橫掃世界。

然而,不管希特勒的構想如何合情合理,丘吉爾卻不這么想。丘吉爾深知,英國之所以能夠成為海上霸主,前提條件就是要保證歐洲不能有一家獨大的陸地國。英國是個島國,資源十分有限,一旦歐亞大陸被某個大國整合,大英帝國便會很快謝幕,淪為這個大國的副官。

如果大英帝國本來就是某大國的副官,是給法國當副官也要,是給德國當副官也罷,本無可無不可。若本來連副官也不是,是個地地道道的三流國家,那可能就要對希特勒感激涕零了。但問題是,大英帝國本是霸主,是世界的霸主,怎么可能給你希特勒打下手呢?

就像當年魯肅對孫權所說的那樣,“吾輩皆可降曹,獨將軍不可也”。黃蓋未老,周郎猶在,仲謀反要屈尊以事新主,這不是辱沒了列祖列宗嗎?

英國人在當年拿破侖橫掃歐洲時都沒慫,還能給希特勒跪了不成?更何況,此刻英國雖然被德國人逼退到了大不列顛島,但也不是無牌可打,我的大美利堅兄弟還沒表態呢!況且,德國身后的那頭北極熊也不是安分的主。

丘吉爾是這樣想的,德國雖然跟蘇聯結盟了,但他們的盟友關系并不牢固。怎么回事兒呢?

丘吉爾認為,從地緣政治來看,兩個相鄰大國之間的地緣關系,無外乎四種:

1. 面對面,兩國的擴張方向相對,獵物處于兩國之間,如果這個處于兩國中間獵物很強呢,兩國尚可結盟于一時;一旦獵物消失,兩者早晚必起沖突(蘇德兩國剛剛瓜分了波蘭)。

2. 面朝背,擴張方向相同,但一國在前、一國在后。在前之一國,往往在收獲戰利品時占據重大優勢。在后之一國呢,則只能分一些殘羹剩飯。此種情形下,很難形成對等的聯盟關系,一主一從的關系還好說,如果兩國實力相當,就容易發生沖突。后面的國家就占有黃雀在后的優勢,可以伺機后背捅刀。

3. 背靠背,兩國擴張的方向相離,又能互通有無,最易于形成互補性聯盟。

4. 肩并肩,兩國的擴張方向相平行,只要能協調一致,仍可形成競爭性聯盟。

所以呢,兩個鄰國越是勢均力敵,就越是忌諱形成面對面和面朝背的戰略態勢。相反,兩國要想合作穩定,就要努力營造出一個背靠背或肩并肩的格局。

德國與蘇聯,自古以來在戰略擴張方向上,就存在面對面的沖突隱患,之前有一個波蘭還能起到緩沖作用,現在兩國瓜分了波蘭,下一步棋怎么走非常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