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的工資:種族與美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美]大衛(wèi)·R.羅迪格著,郭飛、李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320頁,65.00元

2023年4月,《鄉(xiāng)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的作者、正在參選俄亥俄州聯(lián)邦參議員的詹姆斯·戴維·萬斯(J. D. Vance)接受了前總統(tǒng)特朗普的政治背書——盡管幾年以前,萬斯還曾經評論特朗普是“招人討厭”的“白癡”,容忍朋友在聊天時將特朗普與尼克松和希特勒相比,但相比于中期選舉的大局,這點陳年舊怨無關緊要。萬斯與特朗普二人握手言和的場面,象征著2023年大選以來在美國流行的“底層白人男性寫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這一流派致力于呈現(xiàn)“白種工人階級”(white working-class)的生活危機,將2023年大選中民主黨的失敗和共和黨的疾速民粹化歸咎于“底層白人男性的失落”,認為兩黨精英都忽視了美國去工業(yè)化進程中真正受到損害的人群——低教育水平、低收入的白人。2023年《鄉(xiāng)下人的悲歌》大獲成功之后,“底層白人男性寫作”在美國新聞、文學和影視作品中呈現(xiàn)井噴之勢,成品質量良莠不齊,但往往同時混合著社會批判與底層白人男性的自憐。

“底層白人男性寫作”或許是2023年以來美國公共輿論中最受關注的題材之一,但是,這一題材在美國歷史上并不是頭一回流行了。“底層白人的苦難”曾經是美國南部文學的核心題材,在美國新聞和社會評論中,“白人男性危機”的主題幾乎每二三十年就會涌現(xiàn)一次。區(qū)別在于,2023年以來的這一波寫作將底層白人男性的經歷與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去工業(yè)化聯(lián)系起來。這一次,底層白人男性的形象既不是芝加哥屠宰場里的東歐移民,也不是被塵暴逐出故園的俄克拉荷馬小農,而是被資本主義分配秩序和資產階級精英文化雙重排斥的雇傭工人。他們工作辛勞,所得甚少,無力與產業(yè)轉移的大潮對抗,只能沉湎于“美國工人階級”黃金時代的往日幻夢之中,將生活的酸楚與怨懣發(fā)泄在更為弱勢的外來群體身上。——這一形象在美國歷史中有原型嗎?大衛(wèi)·羅迪格的《白人的工資:種族與美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正是這樣一部窮本溯源之作。本書雖然初版于1991年,研究的主要也是1860年內戰(zhàn)前美國白種工人的種族觀念,卻對當下美國工人階級面臨的難題做出了巧妙的回應。

羅迪格在本書中試圖回答困擾美國勞工史研究已久的難題:作為一個擁有發(fā)達的工業(yè)基礎和悠久的勞工運動歷史的國家,美國為何始終難以形成統(tǒng)一的工人階級認同?為什么美國龐大的工人群體總是被種族、性別、出生地的高墻割裂?不僅如此,在大眾文化和政治動員的話語中,工人階級的形象總是被不切實際地賦予了太多的種族和性別預設——每當提到美國“工人”(working men),人們腦海中常常想當然地浮現(xiàn)出一個成年白人男子的形象,盡管在許多行業(yè)尤其是底層行業(yè)中,黑人、拉美裔、亞裔和女性勞動者所占的比例要遠遠高出白人男性。在保守派的政治語匯中,保護“工人”的利益指的往往就是“白種工人”的利益,而其他群體的利益會被稱為“特殊利益”。甚至在大眾消費文化中,“普通消費者”通常指的也是白人家庭,大眾消費品的設計都是基于白人家庭的消費習慣,只有在滿足了白人家庭的消費需求之后,商家才會為其他族裔設計符合他們需求的“特殊”商品。

白人,更具體地說,白種男人,壟斷了美國大眾文化中的“工人階級”形象,進一步壟斷了代表“工人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秩序的權利。而少數(shù)族裔不僅因此遭受了文化上的歧視,也喪失了參與到工人階級運動中的機會。在漫長的十九世紀,大部分美國主流工會排斥黑人和婦女加入工會;內戰(zhàn)前,許多北方白人工會激烈反對共和黨將廢奴主義綱領加入政治藍圖;直到二十世紀初,還有眾多工會拒絕支持婦女爭取選舉權的運動。在最極端的情況下,白人至上主義者會戴上“工人階級”的面罩:路易斯安那的三K黨領袖宣稱,要解決失業(yè)問題,就必須推選一位白人至上主義的國會議員,因為只有白種工人會站在階級立場上思考問題,而黑人都是只關心自身群體利益的“種族主義者”;同樣,十九世紀的排華運動也被白人至上主義者描繪為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壯舉,因為來自中國的鐵路工人顯然不能算作“美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白種工人對其他族裔的排斥因何而起?是基于種族間的仇恨嗎?情況并非如此。實際上,大部分白種人對少數(shù)族裔一無所知。《白人的工資》第一章開篇,就是作者羅迪格的思想自傳:羅迪格成長于二十世紀中期伊利諾伊州的一個德裔美國人小鎮(zhèn),這個小鎮(zhèn)屬于種族隔離時代所謂的“落日鎮(zhèn)”(sunset town),日落之后一切黑人都不準在鎮(zhèn)上駐留。盡管人們在日常生活幾乎不需要跟黑人打交道,但“黑人”這個概念卻時常被提及——不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黑人,不是新聞里的民權斗士或是電視上的黑人體育明星,而是抽象的“黑人群體”——“黑人”搶走了白人的工作、“黑人”不交稅、“黑人”是危險分子。這些關于“黑人”的對話不是發(fā)生在白人與黑人之間,而永遠是發(fā)生在白人與白人之間。白人談論“黑人”也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對非裔群體感興趣,而是為了顯得比自己的白人同伴更聰明、更厲害、更有權威。

羅迪格發(fā)現(xiàn),這種對于不在場的黑人群體的討論,才是美國白人歷史中的常態(tài)。白種工人之所以執(zhí)著地將黑人排除在外,并不是黑人群體做了什么,而是因為這種排斥對白種工人本身至關重要。在美國歷史中,黑人群體和奴隸制的長久存在,為白種工人提供了一個種族主義的文化抓手,“工人將自己定義為白人”,以此將自身與“不自由”“不勤奮”“不聰明”的黑人奴隸群體區(qū)別開來,這種種族情緒成為白種工人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白種工人的種族主義是一種“夾雜著仇恨、悲傷和渴望的復雜情感”,它經常隱匿在階級話語的背后,混淆我們對勞工群體身份的認知。而資本家對白種工人的種族主義話語樂見其成,因為它削弱了不同族裔工人間的團結,又分散了勞動者對于不公正的經濟分配秩序的注意力。